来源：《中国青年》 日期：2007-05-09 08:59点击：8218 5054

编者按：近日出版的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刊登记者采访我校卢天健副校长的一篇报道，现全文刊登，以飨读者。

卢天健，祖籍福建，生于成都，2001年，晋升为剑桥大学的Reader(Reader是英国大学教职体系中独有职位，表示获得的人已获教授资格)，成为该校近800年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职位的中国大陆学者，并就任皇后学会的学术总监；2005年，晋升为该校教授；2004年7月，受聘为西安交通大学(下简称西安交大)副校长，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面向海外公开选拔的第一位副校长；2006年10月，获得第六届“中国青年科学家奖”。

对“世界一流大学”，卢天健有自己的见解，“越是一流大学，越是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，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
不惑

记者：您是2004年7月正式就任西安交大副校长的，那份就职宣言现在读起来依然激情洋溢，“17年前，我是交大的学生，我在这里成长，现在，我回来了，我知道我终有一天会回来的。”从剑河之畔到黄土高原，回归的一步如何迈出？

卢天健：记得那是2004年3月份，西安交大的合作者给我带来这样一个讯息：即将换届的西安交大在酝酿一项重大的举措——把所有八个副校长的职位拿出来，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。这是国内第一次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了不起的改革。

“你愿不愿意争取这个位置？”他的话勾起我无限沉思。因为那年我恰好40岁，十字路口，该何去何从？

记者：四十不惑？

卢天健：(笑)我那时没到那个境界，很是“惑”了一阵子，鱼与熊掌，不可兼得，两个选择确实各有诱惑。

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把去剑桥教书当作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它有“世界上最美的大学”之称，闲庭信步、游目骋怀时，眼前的每一幕都充满诗情画意。我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草坪，静谧的剑河贯穿其中，诗人徐志摩当年就是在这里留下了《再别康桥》的动人诗句。令我沉醉的还有宽松的学术环境。一年只有三个学期24周的教学任务，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，原则上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。但这种“舒服”，有时又让我觉得茫然与虚空，40岁就抵达这样一种状态，是不是很“危险”？会不会过早地丢掉了激情？

剑桥800年的历史上，从未有一个外国人当过副校长，校长更别提，我清楚地知道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40～50岁是一个人最成熟、最绚烂的年华，如果找到一个平台，主管教学、科研方面的工作，把国外17年的所学所思所想运用于祖国，或许可以更大地发挥我的用处。

记者：轰轰烈烈的全球大招募，是什么让你脱颖而出？

卢天健：应该是我长达十年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管理的经验。回来后，教育部的领导和一些朋友告诉我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海归者不下20万人，但绝大多数只在国外短暂地念过几年书、或访问进修过，真正在世界一流名校做到终身教授、正教授然后辞职回国的，屈指可数。一个普通的学生或教师，关注的层面可能就不那么宏观，也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一所大学的精髓，了解它的运作规律。

新政

记者：古诗云，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。雾里看花总是美好的，只有真正躬耕于这块土地上，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。回国后有没有觉得不适应？

卢天健：我跟祖国一直没有疏远，在国外也经常看电视、上网，了解各种动态，与大使馆也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。在剑桥，也接待过大批国内的访问学者及各省、市考察团，他们带来许多鲜活的讯息。很多思考，在那时就已经萌发了。

记者：思虑最多的是什么？

卢天健：关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。我们现在的学生，特别是高层次人才，质量堪忧。说得直接点儿，到现在，我还没看出哪儿能冒出能拿诺贝尔的。我们的本科生很优秀，相当一部分硕士生，也是有水平的，但更高层次的人才，没人要。一个学生，博士毕业了，去国外做博士后，人家欢迎，但出站后想留在英、美等国像样的公司或高校里，很难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的博士生质量达不到国外一流大学的标准。

我们肯定不能说，我们的学生就比别人的笨，是什么贻误了孩子们？机制的问题？想象力的问题？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的理念在哪个环节出了漏洞，回国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，就是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破解。

记者：从哪里开始“做手术”？

卢天健：大概是在2005年12月份，机会来了，教育部召集西安交大、华中科技大学、哈工大等三所高校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个会。会上领导说得很诚恳，“国家也意识到我们研究生培养的方法需要改进，改革又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推进，想把你们这三家大学作为试点单位。”

我感到很振奋。现在很多高校的领导，观念还不到位，言改革必提收费，一提收费媒体就会炒翻天，闹得学校与学生、家长的关系很对立，很紧张，这是不妥当的，也是不明智的。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可以从加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做起。目前研究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都由国家来出，导致了部分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不紧密，归属感不强。以西安交大为例，从前在研究生中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种心态，“导师又不给我发钱，给不给他干活儿，得看我乐不乐意”。

这与剑桥的“导师负责制”大相径庭。剑桥非常重视师生关系的紧密性，从本科时代，个别辅导就成了学生在剑桥学习生涯的中心。除去系里听课外，学院里还有一位院士以个别辅导的形式负责学生的专业课总体进展，院士由各学院从全校的教师中遴选产生。上课可以不去，但辅导却不能不去，你懂不懂一见面就会知道。院士可以向学生提出口头或书面警告，并建议学院开除某学生。所以，任何学生见了院士都不敢马虎。严师出高徒，密切的师生关系促成了剑桥传承了800年的优良学风。

为此，我们借改革规定“在国家给的费用之外，导师还得再掏50%”。这样，学生自然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导师，会以勤奋读书、刻苦钻研作为回报，而导师这方面，自己掏钱了，付出成本了，自然会更严、更负责。当然，也不是搞一刀切，例如人文社科的导师就不掏钱或只掏很少钱。

记者：这项改革构成了你新政的主要内容？

卢天健：如果研究生机制改革光停留在这么一个水平，我觉得太肤浅了。我们的总体改革思路涉及到方方面面，除了收费、资助之外，还涉及到人事制度、科研业绩、本科/研究生教学、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等等。
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说说怎样才能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。我们常常感叹，中国的论文在世界上引用率低，可信度低。这个大问题，追根溯源，可以从“实验员”这个小环节抓起。

目前许多大学的实验室，不能抱怨硬件条件差，关键在于我们没将实验员放在一个正确的序列上来考量。很多地方实验员的工资待遇、住房条件是与学位、职务直接挂钩的，为了生计，为了一块立锥之地，实验员拼命地念研究生，想取得硕士、博士学位，成为高级工程师。这种浮躁的、动荡的心态，怎能经得起千锤百炼？怎能凝神静气，结出丰硕的实验室果实？另外，一些科研人员本就存在眼高手低、好高骛远的心态，觉得“做理论要比做实验要牛”，既然实验员不够，那就干脆不做实验好了，直接在计算机上做做模拟、画画曲线图，一篇文章就弄出来了。

但说实话，这样的文章发多了，不好，因为任何理论，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。空对空，我怎么来相信你？虽说目前中国人在各类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很可观，但平均引用率是0.1，这个数字令人尴尬，它意味着每篇论文只被引用过0.1次，许多论文，可能一次都没被引用过，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于纸堆中。世界一流水平是什么？平均一篇论文被引用四次！这就是差距！

记者：如何破解这个大课题？

卢天健：设身处地地为实验员着想，设计一个有利于其生活、发展的序列。在西安交大，实验员要走的就是实验员的序列，而不是教师的序列，我们为其设计的路线，不是副教授、教授的路子，也不是高工的路子，而是实验员1级、2级、3级……最后一直到8级。8级实验员的工资待遇，不比教授低多少。实验员一琢磨，有奔头啊，自然会安下心来把实验做好。

记者：在中国，改革是件微妙、复杂的事情。有些改革一开始惊天动地，末了却默默流产了。你这三年来推行“新政”，为什么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？

卢天健：第一，离不开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；第二，改革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。从剑桥回来，不等于就可以高高在上，把国外的理念拿过来生搬硬套。每一项改革开始之前，我先是逐一跟各院系的老师谈，把问题分析透彻，把利弊得失拿到桌面上，透明的文化有利于改革的推行。我改革的步骤，也分阶段，一年触动一部分人，一年改变了25%，四年就是100%，以迂回的方式慢慢朝目标推进。

共荣

记者：17年的留学生涯，17年的四海漂蓬，让你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？

卢天健：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

如今我们这些海外学子，明显地感觉到老外的目光不一样了，是全方位的，有人抨击，有人中性，也有人能作正面的报道。以前不行，以前做留学生时，经常觉得很窝火。1987年，我获得了去香港大学读书的机会，一过罗湖口岸，就傻眼了，那时的香港，不知比内地繁华多少，我在内地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块钱，这点工资哪够生活？有时还得“啃老”。但一到香港大学，每月光奖学金就有4000港币，住宿加吃饭，只需花800元，多的钱全部存起来，几个月后一回家，所有的大件，彩电、冰箱、收录机，全买了，亲戚朋友非常羡慕。内地与香港、与世界的反差可见一斑。

记者：受到过伤害吗？

卢天健：当然。当时香港人对大陆人有个形象的称呼，“大陆老表”，老表就是“土”的代名词，从穿着、发型、言谈举止到思维观念。

我就读于香港大学，这所大学是香港地区最好的大学，培养的是未来的精英阶层。但只要我一出门，一张口，他们就知道，哦，老表来了。对待老表，店员的态度很冷淡，明明听得懂你说什么，却故意不提供服务。这有点像《Pretty Woman》里的朱丽娅·罗伯茨，她演的风尘女去高档商场购物时，遭到了店员们的冷遇。

记者：你想了什么招？肯定不会束手无策。

卢天健：后来我想，你们不是瞧不起人吗？我就讲英语，我一讲英语，他们就糊涂了，不知道你是台湾人或是华侨，至少，大陆老表怎么能讲英语呢？他们的态度马上转变了。

但去年我去香港，就感受到鲜明的变化，我正大光明地走进去，介绍自己是大陆来的，人家的笑容照样亲切，服务也很周到。人民币畅通无阻了，普通话也管用了，很多香港明星主动学说普通话……最近我还接待了好几批来自英国的客人，他们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教育消费市场，要与西安交大合作，尤其是利物浦大学与我们共同成立了西交-利物浦大学，按一本招生，还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Tom Bell教授全职担任我校国际表面工程中心主任，这说明什么！说明了祖国在进步，经济在发展，自然会赢得由衷的认同！

记者：从香港大学毕业后，你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份好工作。为什么又要含辛茹苦去哈佛读博？

卢天健：说实话，虽然香港大学在亚洲负有盛名，但在世界范围内，却不算顶尖的。揣着西安交大与香港大学的毕业证，我想在美国找到一份正式的教职都很难。这刺激了我，既然你美国人认的是名牌，那我就上一个给你看看，一般的还不去，要去就去最好的学校，师从最好的老师！

我给哈佛大学的工程与应用科学系寄去了简历和文章。人家不光要了我，还给了全额奖学金。我从此迈入了人生中最辛苦的阶段，那时我已经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为了陪我到美国学习，太太做的牺牲也很大，她辞去一份安逸的工作，从餐馆的服务生做起，吃了不少苦。

家庭的压力，使我不敢优哉游哉。五六年的课程，我决心在两年半内读完！接下来的岁月变得很疯狂，哈佛的压力，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，难度高，进度快，老师的架势简直是“你们肯定都学过了”，一两次课下来，一本书就没了。他考试的方式也很绝，开卷考试，布置三道题，“相信你们都是自觉的，不会互相交流，一个星期以后，把答卷交到我办公室来。”三道题做一个礼拜？但是哎哟，真的要做一个礼拜。有的人为了做这三道题，把睡袋都搬到办公室，通宵赶工。不敢不拼命，哈佛规定，12门课的平均成绩，必须达到B+以上，否则就没有资格再念了。我们几乎把图书馆翻了个遍，才磕磕巴巴地做出这三道题。后来才知道，其中有一道，就是他前几年的一个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，一篇博士论文得做几年啊！

就这样，一边学习、考试、做论文，一边照看孩子，两年半之后，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学业，获得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。我的导师J.W. Hutchinson教授，美国科学院、工程院、艺术和科学院三院院士，力学界的泰斗，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天健，你现在的学问已经可以让你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工作啦！”

实践

记者：说起你在美国的经历，有一段不能不提。那就是你在南伊利诺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期间，与麦道公司合作，解决了飞鸟撞击战斗机驾驶窗的课题。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。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。

卢天健：其实我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是他们的一个工程师找到了我，“卢，你是做断裂研究的，有没有可能解决这方面的一部分问题？”具体来说，就是飞鸟撞到有机玻璃后，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裂纹，裂纹的大小，与飞机的速度有关系，和鸟的质量也有关系。

我的工作，就是建立一个模型，对各种各样的数据进行分析，计算什么样的鸟撞上来什么样的速度，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破坏，供麦道公司的飞机设计师在设计或维修时参考。

记者：这次的成功，对你的启示是什么？

卢天健：那以后，我树立了一种研究的风格，就是任何问题都要和工程实践相结合。在剑桥期间，我积极与政府以及工业界、军工界合作，争取了几千万元经费推动科研工作。主持过英国、美国海军和欧盟的大型科研项目，如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大型舰船的先进材料设计、工程装备的可靠性评估、大型计算机散热控制、航空发动机降噪技术等理论和应用问题。

回国后，我常常跟国内的同行、学生们说，我们一定不能悬在半空中，一定要关注国家的发展，把科研项目与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。比如，我们正在研究的“超轻多孔金属材料”，作为一种新颖多功能材料，将来会在航空、航天、航海、汽车、高档机床等高能耗、高新技术领域方面，具有广泛应用前景。

核心

记者：问个实际的问题，与剑桥相比，您的年薪是降了还是涨了？

卢天健：降了。不光是降了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比我在国外的工资要少一大截。另外，我现在的工资，是合同制的，有效期四年，四年(副校长)任期满了以后，还不知道多少呢！

记者：那你觉得“亏”吗？

卢天健：(笑)有一点不平衡，我在国外拿的是高薪，这个高薪是终身的，我去世之后，退休金将由我太太继续享用，从经济的这个角度说，我不知道“亏”了多少；但我认了。因为我的人生价值在祖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，这个国家就是我的国家，我做的任何一件事，都与她息息相关。

我曾有机会获得英国和美国国籍，但最后放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午夜梦回时，一个问题时常萦绕心间：为什么我还在英国？为什么不回去？我现在才不去想“为什么我在中国呢”这个问题，回来的时间越长，就觉得祖国的吸引力越大。

记者：我们一直在强调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”，你认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，最值得我们去把握的核心是什么？

卢天健：越是一流大学，越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，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不因为时局的变换改变自己的操守，不因社会风气的流变更迭办学理念，不因世俗的左右改变运行轨迹。

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也必须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学。要建设“世界一流大学”，就要：1.认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，把握世界潮流，建设互相交融、综合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；2.不追求校舍和人数，提供崇尚真理、讲求科学的宽松学术氛围，提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，汇聚卓越的人才和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；3.营造多姿多彩并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，鼓励不同学术见解、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，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；4.注重对学生思想、品质的关心和培养，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、清晰的头脑、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；5.明确大学是非赢利性教育机构，倡导独立、完整的大学精神，不以赚钱为目的；6.服务于社会并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，不断提升学校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。有了大师级的人物，有了各领域的杰出人才，好的学生、好的项目也会随之而来，学校将走向良性运转的轨道，教育也将真正为国家、为民族的千秋大业服务。

文章作者：李纯

责任编辑：吉康敏